伊朗與中東：戰略削弱、內部韌性與區域格局重塑之間

中东已经进入一个加速转型的阶段。2025年6月的“十二日战争”以及2026年2月的新一轮军事升级，应被视为同一地区动态中的不同阶段：即以色列削弱伊朗能力的战略，与美国限制德黑兰地区影响力及核能力利益之间的趋同。2023年10月7日的事件，加速了以色列一项有意推进的战略，其目标是削弱伊朗在地区环境中的能力，并降低所谓“抵抗轴心”各行为体的行动效率。核心悖论在于，伊朗同时表现出削弱与韧性：它失去了地区层面的战略影响力，但仍保留着内部生存工具，使其不太可能立即崩溃。

伊朗地区轴心的削弱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对伊朗主要盟友展开了一场系统性的消耗战。首先是削弱加沙的哈马斯，随后是在黎巴嫩“斩首”真主党高层领导。这些打击构成了一项协调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将伊朗与其最重要的盟友和武装伙伴隔离：

• 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
• 黎巴嫩真主党；
• 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
• 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Hashd al-Shaabi）的多个派别；
• 以及也门的“真主援助者组织”（Ansar Allah），即胡塞武装。

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倒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叙利亚政权本身长期积累的消耗、内部反对力量的压力、伊朗与俄罗斯支持力度的削弱，以及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塑造“后阿萨德时代”叙利亚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对于德黑兰而言，失去叙利亚是一次重大战略打击：其地区计划中的关键伙伴消失了，同时，通过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伊朗与东地中海连接起来、并为黎巴嫩真主党提供后勤支持的重要走廊也被削弱。

尽管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伊拉克亲伊朗民兵今天依然存在并继续活动，但与哈马斯、真主党以及叙利亚政权曾作为伊朗地区影响力运作支柱的时期相比，它们的战略分量已明显下降。因此，今天的伊朗已经失去了在中东地区的许多关键筹码。这一局势似乎使德黑兰在面对其对手——尤其是以色列和美国——时处于更加脆弱的位置。两国都将这一局面视为改变地区力量平衡、使之有利于自身的历史性机会。

伊朗的韧性：结构性与教义性因素

冲突的发展显示出，对伊朗削弱进行线性解读的局限性。尽管该国承受巨大压力，德黑兰仍展现出强大的抵抗与韧性，足以阻止军事和经济压力导致政权被推翻或被迫投降。单纯的偶然因素不足以解释这种韧性；它还与一系列结构性和教义性因素相结合，揭示了伊朗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生存意志的深度。

伊朗案例所体现的，与其说是完美的预判能力，不如说是一种显著的“吸收能力”。德黑兰犯过错误，也遭遇过情报渗透，并失去了重要人物，但整个体系仍然存续。不仅其军事能力难以完全掌握，其报复门槛、对代价的容忍度，以及通过不同地区战场发动直接或间接回应的意愿，同样难以判断。在制度层面，德黑兰展示出一种显著能力：即使高级官员被消灭或撤换，也能够迅速补位，而不丧失意识形态和行动连续性。这表明，伊朗的韧性不仅依赖于个人领导人，更依赖于一个能够吸收损失的制度与安全结构。

从政治精英的视角来看，当前冲突不仅仅是一场普通地缘政治争端，而是一场关乎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生存的存在性斗争。改变这一局面，需要超越传统军事措施的条件。许多伊朗人，包括公开批评政权的人士，都认为，要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必须避免任何内部改革或转型运动被视为与以色列或美国等外部敌人合作。这种动态制造出一种复杂困境：外部旨在削弱政权的压力，反而使内部改革更加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伊朗政权为何可能继续维持权力。

地区重组：以色列及其局限

当前冲突也为观察深层且长期的地区趋势提供了机会。首先，以色列的目标不仅限于眼前安全需求：至少在以色列右翼和宗教民族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派系里，与“大以色列”概念相关的极端领土想象正在复兴。这一计划设想建立一个实际疆域远超国际公认边界的犹太国家。从实践层面看，这些思潮主张或逐渐正常化以色列对加沙、西岸、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以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内“安全区”（buffer zones）的不同程度控制，尤其是在黎巴嫩南部（即以色列北部与利塔尼河之间的地区），尽管这些区域未必会在法律上正式吞并。

与伊朗对抗的结果，也将决定以色列的未来，并进一步影响美国作为地区担保者的角色。对以色列而言，最可能的存在性威胁，并非传统外部敌人，而是内部动态：不断加剧的社会极化、人口不同群体中的激进化过程，以及在竞争性身份与历史叙事背景下维持长期国家凝聚力的挑战。

在谨慎前提下，可以将当前局势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相比较。当时，法国与英国这两个殖民强国，在试图通过武力重新确认其力量失败后，其国际帝国地位遭到削弱。如今，美国作为以色列毫无争议的支持者，也可能面临类似时刻。它对以色列几乎无条件的支持，虽然强化了华盛顿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但同时也削弱了其在广大中东和穆斯林世界中的政治合法性。

社群身份与新联盟

这些动态使人联想到2004年乔治·W·布什政府（2001—2008）推动的所谓“大中东计划”。官方上，该计划被描述为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议程。然而，在该地区大部分国家，它却因被视为一种外部政治工程逻辑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它可能削弱民族国家，并推动社群性、宗派性或族群性的重新组织。今天，一种被许多人联想到该计划的逻辑再次浮现：民族国家的侵蚀，以及围绕社群、宗派或族群身份重构政治。

• 在叙利亚，可以看到一种基于不同社群忠诚（主要是德鲁兹人、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的领土与政治重组趋势；
• 在伊拉克，虽然国家形式上维持领土完整，但一种不断增强的制度特殊性依然存在，其中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世界明显区分，同时许多逊尼派与什叶派仍坚持其在国家框架内的宗派与文化特殊性；
• 在黎巴嫩，也可观察到类似现象。这个拥有18个不同社群的社会，正在日益分裂为亲真主党（主要为什叶派）与反真主党阵营，而后者主要包括德鲁兹人以及大多数逊尼派与基督徒。

因此，在中东多个地区，人们能够感受到传统民族共识的侵蚀，以及向更原始群体身份的转移（这一现象可通过“阿萨比亚”概念理解，即阿拉伯语中的群体精神或社群团结，尤其在社群不再完全认同国家结构时表现明显）。与此同时，这种碎片化也反映了后殖民国家内部危机、威权主义、腐败、身份军事化，以及许多国家契约未能公平整合不同社群的问题。

围绕伊朗的战争，也正在重塑全球战略与经济空间中的其他逻辑。在战略层面，这场冲突正在重新定义能源路线、物流走廊以及安全联盟，而这一环境中的可预测性正在迅速下降。在经济层面，制裁、战争成本以及地区贸易中断，正在全球能源市场、大宗商品和投资流动中引发连锁效应。

这些战略变化同样反映在海湾地区。阿联酋自2026年5月1日起退出欧佩克，以及有关在与伊朗战争期间部署以色列“铁穹”系统的报道，不应被视为与华盛顿决裂的信号。相反，这表明了一种“对冲战略”：海湾国家，尤其是阿布扎比，仍将美国视为其主要安全保障者，但同时希望降低对单一依赖的风险。关键基础设施——能源、港口、机场、防空、电力与海水淡化——的脆弱性，加强了其多元化伙伴、供应商和技术来源的意愿。从这一意义上讲，与以色列、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或韩国的合作，并不是取代美国保护伞，而是对其补充，同时迫使华盛顿继续证明其战略价值。

围绕伊朗的冲突，不应被视为孤立事件，而应被理解为更深层地区转型过程中最新且最激烈的表现形式，而这些转型已经酝酿多年。这些变化包括传统国家结构的削弱，以及社群身份作为忠诚与冲突主要轴心的崛起。同时，外部力量按照外来设计重塑地区的能力极限也正在受到考验，而通过支配寻求安全与通过相互承认实现稳定和平之间的张力仍在持续。

至于伊朗，其当前面临的直接挑战，是在承受极端压力的同时维护领土完整以及伊斯兰共和国身份。这意味着一系列开放性情景，因为伊朗政权似乎并未面临立即崩溃。然而，它正经历一个深度消耗阶段：经济危机、合法性侵蚀、强烈国际压力、社会不满以及政治继承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