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決權與癱瘓之間：安全理事會與巴以衝突（2005-2025）

瑪麗亞·保拉·巴列斯特羅斯和馬蒂亞斯·蒙甘

以巴冲突作为国际议程上最古老、最结构性的问题之一，格外清楚地揭示了多边体系的局限性。七十多年来——尤其在 2005 至 2025 年期间——安全理事会始终无法触及冲突的根源问题，其行动受到大国战略取向的深刻制约。

本分析基于 Gate Center 的《安理会指数》，展现出一个稳定的模式：人道主义或操作性决议通常能够以共识方式通过，而涉及实质性政治议题的文本——例如永久停火、耶路撒冷、定居点或巴勒斯坦成员资格——却被系统性地阻挡，尤其是被美国的否决所阻挡。这一现象重现了在其他冲突中观察到的逻辑：安理会能够管理危机，却无法解决冲突。

在 2005 至 2025 年间，安理会的行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 2005–2014 年：以应对人道后果为中心的被动式管理，以“铸铅行动”后通过的第 1860 号决议为典型案例。
2. 2015–2022 年：第 2334 号决议带来短暂开放，但由于缺乏执行以及美国政策的单边转向，很快被削弱。
3. 2023–2025 年：形式活动显著增加（更多会议、草案以及如 2728 号和 2735 号等决议），但并未改变结构性僵局，行动仍局限于人道主义停火、通道与重建。

分析还探讨了安理会内部不同成员的角色分工：

• 五常（P5）：其否决权决定了可行动的边界。

• 十个非常任理事国（E-10）：通过起草在技术上更成熟、但避开敏感措辞的文本来提升影响力。

• 全球南方国家：推动更高的问责性和更均衡的代表性，但无法改变否决结构。

研究者指出，安理会的危机不是存在危机，而是功能危机。该机构保持形式上的合法性，却丧失了政治效力。行动从 ius ad bellum（诉诸武力的法）转向 ius in bello（战争法），形成一种反应式的人道外交，只能管理损害，而无法改变现实。以巴问题正是这种悖论的缩影：程序上活跃的多边主义，却无法触及暴力的深层根源。